宋江上山之后，做了两件重要的事情：一是高举“替天行道”的旗帜，从舆论上确立梁山义士的合法地位；二是通过“三打祝家庄”等重大战役，变“游击战”为“运动战”，扩大了水泊梁山的实力和影响。眼见着宋江在诸位弟兄中的威信不断上升，身为寨主的晁天王似乎有些坐不住了。于是他便赌气攻打曾头市，却重伤大败而归。
无论是就晁、宋二人过去彼此救命的私交而言，还是就宋江本人对梁山的贡献和影响而论，晁盖死前都应该立下遗嘱，将第一把交椅顺理成章地传给这位自己选中的接班人。可他却以箭为誓，说什么日后有能擒杀史文恭者，可为山寨之主。这不是偏偏要难为这位空有人缘、却无武功的宋押司吗？难道晁天王也像白衣秀士王伦一样，是那种心地狭窄、嫉贤妒能的小人不成？非也，原来在晁、宋二人的权力斗争背后，还有着更为重要的路线斗争，这便是水泊梁山的最后出路：是斗争到底，还是妥协招安。应该看到，宋江立意招安，并非只是贪图个人的荣华富贵。受正统观念的影响，他这也是为弟兄们的前途与名誉着想，无非是农民起义的历史局限罢了。然而这一点，也正是让晁天王所放心不下的。于是，在仓促就死之际，他便只能以箭为誓，出此下策了。
如果说晁、宋之争的本质是一种“路线斗争”，那么宋、卢之争的本质则只是一种“权力之争”。本来，宋江请卢俊义上山的目的，就是要借助其影响和地位来改变梁山义士在朝廷心目中的印象，以便为日后招安做准备。而出身豪门的卢俊义也不愿终生落草为寇，因而在接受招安的问题上与宋江二人并无矛盾。然而事有凑巧，史文恭的小命却偏偏落到了玉麒麟的手里。于是施耐庵便只得写下了“忠义堂石碣授天文，梁山泊英雄排座次”一章，以借助上天的意旨来摆平宋、卢二人的关系了。而按照茅盾先生的理解，所谓“石碣授天文”，其实只不过是一场政治骗局罢了。他在小说《石碣》中这样写到：眼看着梁山第一把交椅的位置就要落在这位初来乍到的玉麒麟手里，那些曾跟随宋江一起出生入死的部下们如何答应？于是大家便找到吴用先生，请这位军师哥哥想想办法。那吴用果然是位名不虚传的“智多星”，当即便密令圣手书生萧让和玉笔匠金大坚二人“如此如此，这般这般”，最终便导演了“石碣授天文”的好戏，以便让那位高门贵族出身的卢俊义安分守己地坐他的第二把交椅，同时也让公明哥哥从此断了那份动不动就让贤退位的念头。
经过这两场斗争，宋江不仅继承了晁盖留下的权力遗产，而且改变了梁山已有的政治路线：当“聚义厅”的匾额被换上“忠义堂”的招牌之后，一场新的斗争便悄然拉开了序幕……
当然了，以上的理解只是根据《水浒传》的文本推测出来的，是否符合作者的原意亦未可知。只是在我看来，改编历史小说的意义之一，就是要善于从已有文本的蛛丝马迹之中推测出更为隐蔽、更为深刻的东西，而不是把原有的问题简单化。在这一点上，今天的电视连续剧是否应做得更好一点儿呢？
 |
